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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美国在燃料电池和氢能源技术的发展报告里面提出，大力投资发展与先进氢能和燃料电池技术相关的发展计划，所以现在美国35个州的加氢站开始运行了。特别是加州，加州的推广很有意思，美国加州在2018年就有将近37座加氢站。因为加州是一个长条形的，它在公路上布局得非常合理。当时加州的州长叫施瓦辛格，是一个演员，但是他对于氢能作为能源的作用非常敏感。每一批丰田的乘用车的订货销售里面，他就要求加一定比例配额的新能源汽车，而且提出要有氢燃料汽车。他说你把计划做好，你每年供我多少，我根据氢燃料汽车的数量来配备加氢站，这非常有战略眼光。

“中国的国情，从传统社会到现在，官家一直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包括在商场上，但这不是说我不欢迎民营企业，本身我的性格、我的性质、我的经营的风格就是民营企业风格，但是我把握的万科，从第一次股改到第一大股东转让，到万宝之争，这都是我把握的。但这是一个资本的时代，这资本的市场，万科已经上市了，资本拥有了大股东地位的股东，是有权利把你轰走的，但是你没轰走之前，我认为万科把握这样，这是我作为创始人把握的一种风格，绝对不是这样做是对、是错，这里各有利弊。但是说我不欢迎民营企业，我来反对民营企业，那绝对不是我的本意”。

李巍说，如今，美国与其余几国间的矛盾是整个西方世界内部的矛盾，并没有从西方的框架中跳出。西方世界也希望在内部早日解决这些矛盾，从而尽快恢复到此前的紧密盟友关系的轨道上来。李巍认为，“G7分裂”、“G6+1”的说法有些夸大。G7依然是一个以美国为核心，其余六国围绕美国寻找共同利益的国际组织。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这六个国家短时间内不会因为现在的分歧而冒进“惹恼”美国。所以今年的G7峰会，无论是从刚刚结束的财长会议还是到8日即将举行的领导人会议，美国与其余六国间更多地还是“打嘴架”。

　　我们认为，货币主权是一国决定货币调控和金融改革发展的自主权；在基础货币发行上，一国的货币主权体现为自主选择货币发行方式的权力，具体选择何种发行方式则服从国家经济金融整体利益。2003～2013年，人民银行主要通过购买美元的方式投放基础货币，是在特定发展阶段、服从国家总体战略的主动选择，对于延长我国战略机遇期、推动经济金融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充分体现了我国不畏外部施压人民币升值、坚持以我为主的货币主权。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9月基建投资中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投资分别同比增长4.7%、3.5%和0.4%，其中交通运输类中中央主导的铁路投资仍维持较快增长，1-9月同比增长9.8%；地方政府主导的公路投资同比增长7.9%。

　　二是购汇投放基础货币并未导致我国信用过度扩张。人民银行在购买美元、吐出人民币的同时，通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发行央行票据等方式，冻结或回收了一部分被动投放的人民币基础货币，使得货币信贷增长与本国经济发展需要基本适应。比如，2003～2012年，尽管外汇储备年均增长近40%，但M2平均增长仍控制在17%左右。特别是，在外汇储备快速积累的2003～2007年，人民银行先后15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对冲了外汇占款所投放流动性的大约80%。2011年，人民银行引入差别存款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加强宏观审慎管理，人民币贷款增速逐步由国际金融危机期间的偏高水平回归常态并保持平稳，M2增速也相应由2010年末的19.7%回落至2015年末的13.3%，到2018年12月末，则进一步下降至8.1%。在很大程度上确保了货币主权的独立性。